周末，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给最近的中国经济“把了把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根据官网介绍，论坛成员包括了央行行长易纲、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多位业界“大咖”。

论坛成员虽然身份不同，但在会上都以学者专家身份出现，往往能够切中问题“要害”，道出核心症结，点明解决办法。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定于在北京举行。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六个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字显示，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9003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2019年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办？

或许能够在这场会议上找到答案。今年年会的发言人，包括了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等等，记者整理了年会发言的“干货版”，一起来看！

蔡昉谈就业：

经济调控要坚持社会政策托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目前失业现象主要是自然失业（摩擦性和结构性），政策重点应放在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

他建议，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以5%调查失业率为基准，适时适度运用政策工具调控经济。他认为，通过改革可提高潜在增长率，而实施调控政策与否，都要坚持社会政策托底。

据第一财经，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宋晓梧建议，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黄益平谈金融：

利率市场化很关键

针对此前出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解读，经济要转型，但金融部门没有转过来：一是决策靠历史数据和抵押资产，二是压低利率。中小企业被挤出正规市场，非正规金融的利率被推高。一方面杠杆率过高，而另一方面流动性渗透不到实体经济。

黄益平指出，利率市场化很关键，不仅仅是资金效率和金融风险的问题。利率不市场化，金融机构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商业可持续的服务，另一方面，行政手段见效难，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他指出，利率市场化将提高正规部门的利率，但会降低非正规部门的利率。

而为什么资本市场不是主要解决方案？他指出，今天资本市场占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的15%，而美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也不到50%，更不要说德国、日本。资本市场融资的资质要求比商业银行更高，而且需要配套的法律、文化、政治条件。因此，解决融资问题的思路还是应该集中在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

王一鸣谈投资：

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

据上证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去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大，已连续9年下滑。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幅度最大。尽管去年四季度出现一定回升，但从今年1、2月的情况看，可以判断投资下行的压力还在扩大。

他建议，一是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王一鸣说，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认为是要放水。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存量都比发达国家低得多。

二是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避免低效投资，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三是要适度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在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刘世锦谈增长：

适应中速平台高质量发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阶段，下一步要适应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表示，过去八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今后两年大概还将保持6%以上的增速，2020年以后应该在5%-6%之间，或者是5%左右。另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一个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所以中国经济要寻找下一步新的增长来源，应该转换目标，即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提出了五大增长来源。第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其中有两个典型的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如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低效率、高成本。另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个增长来源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总量都出现下降。

第三个增长来源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是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优点。

第五个领域是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够产生巨大的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一个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获胜的一种新发展方式。

刘世锦指出，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高难度增长。要真正利用好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按照十九大报告，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刘世锦表示，主力要放在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改革的目标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

另外，还要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模式，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刘世锦称，过去的政府管理模式是“手里老想抓一把米，实际上是要制造寻租机会，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发票子”。如果政府部门获取的信息比企业多，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方星海谈股市：

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投资者盲目追涨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发表演讲表示，研究发现，当前新股发行制度安排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方星海的演讲介绍了一项研究上市首日限价合理性问题的报告。自2009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我国股票发行基本采取询价方式，新股上市首日基本不设涨跌幅限制。2014年7月至今，新股发行采用一级市场价格调控（不超过23倍市盈率）叠加二级市场首日涨停限价（发行首日涨幅不超过44%）的联合机制安排。

方星海的报告引入了“极大市盈率”这一概念来度量新股二级市场短期价格表现。极大市盈率是自新股上市起股价连续上涨至最后一个上涨日达到的收盘静态市盈率。例如，某公司发行市盈率为22.98倍，发行后股价连续上涨9天，前8天连续涨停，第9天收盘价涨幅1.41%，第10天收盘价跌幅1.61%。这只新股的极大市盈率为第9天收盘价对应静态市盈率65.40倍。

该项研究选取了 2009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934个IPO作为非限价阶段样本，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1016个IPO作为当前制度安排样本，对比当前制度安排和非限价阶段在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和长期回报率，评估当前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

方星海介绍，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后连续上涨时间更长，极大市盈率更高。限制之前，发行市盈率的均值是48倍，中位数是46倍；限价以后，极大市盈率均值为63.9倍，中位数为56倍。达到涨跌停板打开的天数也大幅增加。

研究的第二项发现是，当前制度安排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新股达到极大市盈率后长期回报率，1年超额累积回报率从限价前的-8.7%到限价后的-18.3%，2年超额累积回报率从限价前的6.1%变为限价后的-12.5%。总体来说，限价以后回报率更低。

另外，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更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方星海总结道，二级市场价格改革相对容易一些，“二级市场的价格改革如果改好了，能够很快达到二级市场价格均衡点，其实是为今后IPO的价格改革创造一个很好的参考”。

陆磊谈外汇：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

外汇局此前公布的数字显示，2018年全年，外汇储备规模出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在全球经济增长分化、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加大背景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币汇率及市场预期总体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截至2019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879亿美元，较2018年12月末上升152亿美元，升幅为0.5%。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会上指出，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他认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关于外部冲击，他提出三点延伸性思考：一是新兴市场的所有危机教训都在于内部失衡，即实体经济缺乏竞争力和高杠杆；二是外部风险管控只是赢得了时间，若无内部可置信的结构性改革，仅仅是延缓系统性风险；三是预期的高度灵活可变性决定了短期外部平衡的脆弱性。

许善达谈社保：

国企民企都需要调整资本布局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调整资本布局应该在各项改革措施中优先考虑，包括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布局调整。

调整资本布局的第一项是国有资本划转社保。2017年底，国务院决定，按照10%的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许善达认为，实际上10%是不够的，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明确。划转10%国有资本，解决了企业和职工的社保缴费问题，同时这一举措使国企和民企均受益，不仅降国企的社保缴费率，实际上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缴费率，这样使得国有资本的盈利使全社会受益，直接使所有的职工都能享受到国有资本增值的效果。

许善达表示，以全国的国有资本总量约四五十万亿元计算， 10%应该有4万亿至5万亿元。根据国资委公布的央企划转社保数据，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元，说明这项工作的进度很慢，造成降低缴费率等改革很难推进。许善达提出，在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同时，要进行全国统筹，推动这一方案难度很大，需要加大力度完成。

许善达提出，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方面发挥作用。一部分国有资本沉淀在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太大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资本金不够，负债率很高。如果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覆盖的领域，既能够降低杠杆率，降低融资成本，也能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许善达还提出，资本布局的调整包括民营资本。很多民营企业以股权质押借来的资金却用来炒股、投资房地产，这是不应该提倡的方向。民企融资后，应该去投入研发，来发展经济。所以至少一部分民营企业也需要做调整资本布局的工作。

徐忠谈预期：

须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会上指出，须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实际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

徐忠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做出了顶层设计，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然而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徐忠表示，他认为已出台的政策文件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文件表述中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徐忠认为这可能与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各个部门的处长们负责起草，各部门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而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改革方案出台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而这些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我们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其次，从文风来看，政策文件往往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如何改革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徐忠表示，我国的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而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但对政策的细节表述却很少，很多文件中用了“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有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说明的语言写清楚，不去清楚描述细节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讲大道理。”

第三，很多文件并未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激励相容的机制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往往是为了短期的目标，用行政化的手段去改变一些长期性的制度。徐忠认为，制度保持稳定，是稳定预期的一个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我国存在立法部门化、行政部门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政策文件大而化之，使得法律规章制度的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结果。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显著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表示，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人民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实际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新京报记者 宓迪 顾志娟 编辑 汪世军 校对 李立军